华夏文化是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国特有文化

本文中的大部分的“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

炎帝、黄帝两部落融合成的“华夏民族”多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中原一带，古人认为该民族居住在中央位置、文化发达、历史悠久，因此称该地为“中华”。[3]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化的起源于华夏文明，从远古至秦、汉，为中国人创造文化及继续发达之时期；汉朝之后，历经在北方异族多次入侵与统治，而被鲜卑、蒙古人、满洲人等统治中国的人影响。汉唐时期借由丝路，亦传入了大量西域文化。自汉末以来，则为中国文化中衰之时期。

其流传年代久远，虽然较诸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的古文明，约晚一千至两千年才产生，在中国各朝代的统治者虽然由许多民族有所更替，但是中华文化却始终延续，所以中华文化是持续至今的古老文化之一。[4]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与“汉文化圈”。[5]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 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有学者指出，中华民族有“三十万年的民族根系、一万年的文明史、五千年的国家史”。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中华文明是多种区域文明交流、融合、升华的果实，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多源一体”的文明形成模式。

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中华文化定义为中国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但由于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并且汉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据着绝对主导地位，汉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主体。外界普遍认知的中华文化基本上就是汉文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华文化定义“中国所有民族（即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中华民族的文化总汇译为The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group company；因此，“中华文化”简写为“CCNGC”。

由于历史上越南、琉球和朝鲜半岛曾是中国王朝的一部分，并长期受中华文化的影响，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历史上的越南、琉球和朝鲜的文化亦属于中华文化的派生，但由于二十世纪越南和朝鲜废除了汉字教育和汉语教学，今日的越南和朝鲜半岛和中华文化已没有直接的联系；而琉球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已被日本长期殖民统治，其文化和中华文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区别；另外中华文化亦被日本部分人民尊称为“日本文化之母”，所以日本文化有选择的继承了中华文化，虽然在日本文化中能寻找到部分中国文化的影子，但日本文化和中华文化已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近现代以来由于中国的落后、日本的崛起导致二者更大的疏远，所以学者们普遍认为日本文化是中华文化、西方文化和日本土著文化的杂交体。

小中华思想是一种由中华思想派生而来的，在日本、朝鲜、越南等中国以外的东亚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内存在的“文化认同”和“文明继承者”的思想。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古朴认为，“中华文化的全部含义就是为人一生的善始善终，善是中华民族不同种族、不同地域、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性别公认的的最大公约数；故当以‘善’来解读中国文化；持善走遍天下，无善寸步难行[6]  ；与人为善也是当今“合作共赢”策略的思想基础。”[7-8] 

中华民族在神农时代以前的政治形态是部落政治，而部落的领袖是“巫”。这种说法与传统的认知差异很大，在历史上人们的认知中“巫”是迷信的，“巫”是装神弄鬼没有知识的。实际上在先民的原始时代“巫”是科学家，“巫”代表知识的权威。

原荒时代，先民知识未开，见大自然各种现象，如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气候变化的风雨雷电等等。因不了解，而心生疑、恐怖。对于这些疑惑要想获得答案，只有去向“巫”请教。“巫”对于这种现象，经过观察，思考，分析等过程后做出的结论是风有风神，雨有雨神，雷有雷神，电有电神，其它日月星辰山河大地无不是各有一位神在主宰。神主宰论，现代人看来太不科学，太迷信了。但也不能保证当代科学家对宇宙现象所做的解说，等千年以后，是一定正确的。

另外，人类有两件事情无法自己处理，必须求助于他人。一是生理的，人没有不生病的，人生了病必须要请医生诊治。二是心理的，人要做一件事情，事前总是患得患失，东想西想，犹豫不决，这时就要请教他人提供意见作参考。心中有犹豫不决的事，要请教至亲好友，或者向专家咨询。在原始时代，这两件事发生了，求助于同一人，就是“巫”。由古“殹”字写作“医”，及卜筮的“筮”字可做证明。

（一）先谈一谈“巫”的治病

原始时代，先民所害的疾病是很简单的。多数是饮食不适合，所引发的肠胃病“腹泻”之类，和气候不适应所引起的“感冒发烧”等。当先民生病去求助“巫”的时候，“巫”最初也是用祈祷的方式求助于神。但是病是现实的，正在腹泻的病人靠祈祷是止不住的。聪明的“巫”便改换用食疗的方法，顺手采一些植物给病人吃。当然没有经过白老鼠、白兔子、猴子做试验，直接做临床，是非常危险的事。所以病人吃的结果，有的病好了，有的没有影响，有的更严重了。“巫”又把它记录下来，什样的草治什么病，把植物的形状绘出来。到神农时候又把它整理归类汇编成《神农本草经》”，所以传说的神农尝百草，就是指此事，绝对不会是用自己做试验。

（二）再关于问事

先民所问的事，以气象为主。主要是为了打猎。让我们回想一下，气象台具有最新的科学仪器，尚且无法预 测气象的变化，“巫”又有什么本领可以确实预测呢？然后“巫”发现对于事情发展的推断，不如用药治病一样那么直接，那么明显，会产生极大的落差。对于人民的问题，又不能不回答。聪明的“巫”对于人民所提的问题不再予以明确的答案，而改采比喻的方式给对方一个暗示。而其比喻多随兴采用民谣歌词。一直流传到伏羲，把历代的“巫”回答人民的答案加以整理归纳成六十四个个案，这就是《易经》的由来。“医”和“易”是一对双胞胎，是人类文化的两大主轴，有关《易经》的版本流传：在人类没有符号文字之前，是采用结绳记事，《易经》的八卦的“阳爻”，“阴爻”是用一个大结，和二个小结分别做代表。一串一串绳子结挂在墙壁上就是“卦”的由来。而六十四卦是由八卦重叠而组合成的，因此每一个六十四卦的卦是由二个三爻卦相联结，所以便称做“连三”。又因为三爻卦中没“三”这一卦，只有“山”“艮为山”。由结绳进步到符号文字以后，把“三”连结起来就像“山”如干卦的排列是「」好像两个山字连结起来的样子，故把“连三”改为“连山”了。由于文明的进步，人类知识渐开，对周遭事务的认知也有改变，故对“连山”易有所修订整理。至黄帝时代，发明了文字，把原先挂在墙壁的“连山”易，修改成平面的符号。发现易的排列，应该由坤干两卦开始。而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地方是大地，故把坤、干排在干卦前面，排在第一，为了正名故改为“归藏”。一直延用到殷朝。周文王被纣王政治迫害，被囚在羑里。周文王被囚困在羑里为了避免纣王对他起谋反的疑心，所以对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书籍不敢读。只有弄一本“归藏”易来读，以示胸无大志。即是文王羑里城演易故事的由来。“归藏”易经周文王修订整理即改名为《周易》。对《周易》发扬最有力的是孔子。孔子周游列国反鲁，六十八岁获得《周易》，发现自己心中一切的疑问，在《周易》中都可以得到满足的答案。孔子读《周易》“韦编三绝”可见其用功夫之勤。并为《周易》写了十篇文章，阐扬《周易》的理论。最后感叹“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自叹读易太晚了，假如在五十岁读到《周易》的话，就不必周游列国，到处问道了。《周易》经过孔子整理后，就定稿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敢更改只字词组。所以《连山》、《归藏》、《周易》实际上是一本书，由于版本不同而书名亦有所异。

中国古象雄文化是集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波斯文化等多种文化的大集合中华文化体。象雄文化通过古象雄王国浩瀚的疆域影响着广大的中亚文化。古象雄文化的宗教体系经过幸饶佛陀和不同时期的佛陀传播，将慈悲心、灵魂不灭、轮回转世和因果报应等象雄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更有效和深入地在中亚等广大地区传播，影响着古时印度教、耆那教、后来印度佛教的产生。现今，藏区以及印度、尼泊尔、布丹、蒙古国、俄罗斯等地区仍然有很多古象雄文明中产生的宗教文化的遗迹和寺庙、僧侣，从藏区到世界各地有很多的人信奉象雄文化中的古象雄佛法。中国古象雄文化是世界佛教的起源。[1] 

作为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前的先期文化，古象雄文化的痕迹贯穿于西藏的方方面面。 虽然我们拥有中国古象雄文化的‘所有权，但其‘话语权’却长期落在外国人手里。”资料显示，国际上对《象雄大藏经》的翻译乃至古象雄文化的挖掘已经走在中国前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对于古象雄文化的挖掘与保护已极为迫切地需要发出中国之声，抢救保护已迫在眉睫。如果古象雄文明研究工作做好了，我们将对伊朗高原文明、中亚西亚文明、欧亚大陆桥文化获得绝对性话语权，这对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乃至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都将大有裨益[2]  。

智人时代，已经开始出现文化，此时期考古发现有织缝衣物和葬礼，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懂得耕作。在湖南已有文献记载有第一个的人工耕作，群居文化开始出现，形成氏族公社。在中原地区考古发现西元7000年前至10000年前的裴李岗文化、贾湖文化等，已经进入以原始农业、畜禽饲养业和手工业生产为主，以渔猎业为辅的原始氏族社会。

后来陶器和玉石和文代开始兴起，其中以仰韶文化以彩陶（在红底上描绘出彩色的陶器）与龙山文化的黑陶为主要特色。仰韶文化年代约为西元前5000年~前30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前期的范畴。生产工具以发达的磨制石器为主，常见有刀、斧、锛、凿、箭头、纺织用的石纺轮等，骨器也相当精致。各种水器、甑、灶等日用陶器以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主要呈现红色，红陶器上常彩绘有几何型图案或动物型花纹，是仰韶文化最明显特征，故也称为彩陶文化。从挖掘的墓地遗迹证据显示，仰韶时期为母系社会。后来在黄河下游与长江中下游发现的龙山文化，出土了大量黑色陶器，而且拥有更先进的建筑技术，除了石锄和石锹与兽骨与木制的锹之外，还使用石制的菜刀与镰刀与贝类制的刀子，陪葬品多在男性的墓中，似乎变成已男性为中心的社会了。

从前21世纪到前17世纪夏王朝晚期的河南洛阳二里头文化已有出现中国最早的都城，二里头遗址其中青铜爵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容器。还有镶嵌录松石的兽面铜牌饰，是目前所知最早的铜镶玉石制品。玉器有圭、  璋、琮、钺、戈、刀等用品，与制作精美的陶器。而二里冈文化的遗址经研究确认为商的初期王朝所在，商初期到中期政权历经多次变动，盘庚迁都到殷墟之前，应该已经迁都多次，二里头遗址可能也是被废弃的首都之一。

除了黄河下游出现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以外，还有处于西元前2500年~前1500年的河姆渡文化，这些遗迹说明了在新石器时代的前半期，无论在中国的北方与南方都已经发展出农耕文化。随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古代四川一带（古蜀）有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的文明，证明巴蜀地区等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是同等为中华古文明发祥地。而且各地的文化互有交流，并且一起继承之前的文化遗产，也可证明中华文化早期也是多元发展的，而中原文化是主体。。

后来经过尧、舜、禹和夏、商、周等时期的发展而日臻成熟，中原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等，这些地域文化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早期的主体—华夏文化。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等古典中。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封神演义》、《西游记》及《聊斋志异》等。

一只龙与一只凤组成，意思代表阴阳，也就是男女，由于汉族人口众多，占据了中国历史发展大部分，所以 延续了中国最古老的动物龙和凤，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龙飞凤舞，是中原地区与南方地区的民族标志。

中国人自称是“龙的传人”。中国的帝王自称“真龙天子”，具有权威的象征。龙是一种在中国传说中虚构的动物，具有蛇身、蜥腿、鹰爪、蛇尾、鹿角、鱼鳞、口角有须、额下有珠的形象。龙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龙与凤凰、麒麟、龟一起并称“四瑞兽”。（也有许多典籍和史书著作中提到“四瑞兽”分别为：猰貐、居、貔、狻猊。）青龙与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国天文的四象。

中国地域辽阔，各地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逐渐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具有中华文化的共性。除了主体民族汉族外，藏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也拥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地方文化。中华文化主要可分几个地区：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河北一带的黄河流域；四川、云南、贵州一带的长江上游；湖南、湖北、江西一带的长江中游；安徽、浙江、江苏一带的长江下游；东北地区；内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的藏区；广东、广西一带的珠江流域，福建的闽江流域等。

中原文化、胡同文化、秦陇文化

楚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江淮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闽文化

傩文化、藏文化、大坌坑文化

妈祖信仰、郑和信仰、天妃宫、海上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

在春秋战国时代，文化泛滥成灾，诸侯们互相讨伐，促成了封建制度的萌芽。中国的知识份子或探讨救世的学问，或发明各种学术以利诸侯争霸，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最活跃的年代。那时期产生的各学术，总称为诸子百家。以下为对中国产生最重要影响的三大学派。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东方法家或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在稷下学宫“三为祭酒”、深受齐文化熏陶的荀子，还培养出韩非和李斯两位法家代表人物。先秦法家主要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两大阵营。秦晋法家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齐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法教兼重；秦晋法家奉法、术、势为至尊与圭臬，齐法家既重术、势，又重法、教。[1]

 

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作为一种主要派系，他们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这就足以见得他们对法制的高度重视，以及把法律视为一种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强制性工具，这些体现法制建设的思想，一直被沿用至今，成为中央集权者稳定社会动荡的主要统治手段。当代中国法律的诞生就是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法家思想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文化、道德方面的约束还是很强的，对现代法制的影响也很深远。[2]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法家主张“以法治国”，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集法家大乘，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隋书·经籍志》列出的法家经典有《管子》十九卷、《商君书》五卷、《申子》三卷、《慎子》十卷、《韩非子》二十卷、、《新书》三卷、《正论》六卷、《法论》十卷、《政论》五卷、《阮子正论》、《世要论》十二卷、《陈子要言》十四卷、《蔡司徒难论》五卷。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祖籍宋国栗（今河南商丘市夏邑县）。据史记所说，他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年七十三。他是儒家的始创人物，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也被称为“圣人”。

孔子周游列国，先后到了卫、陈、蔡、楚、宋等国，宣扬其政治抱负，但皆不得要领。孔子不能伸展自己的抱负，心灰意冷，遂返回鲁国，是为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已六十八岁。自此以后，他潜心讲学和著书，在此其间与弟子重新编订了《五经》和撰写《春秋》，为的是要记载春秋时代所发生的大事，阐发儒家的价值观。其一生主要贡献在于，奠定了教育的基础，他在政治上采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西周礼乐制度；但在教育上倡导“因材施教”“有教无类”这些开明的启发式教育方法，以及他对于思想领域的开创性见解间接的促进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这一文化鼎盛现象的形成。

五年后，孔子去世，终年七十三岁。及后弟子们将老师一生的话语，去芜存菁地摘录下来，编成《论语》，是孔子的“言行录”，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是儒家学说的必读经典。

孟子

孟子名轲，字子舆，又字子车、子居，鲁国邹(今山东邹城)人。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他是孔子的孙子思的再传弟子，也是孔子以后的儒家大师。

孟子在母亲的教育下，用功读书，学成以后以孔子的继承者自任，招收弟子，并且游历列国，宣扬“仁政”、“王道”的主张，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他到过齐、宋、鲁、滕、梁等国，见过梁惠王，齐宣王等君主。虽然受到了尊敬跟礼遇，可是因为被认为思想保守，不合当时潮流，又没有得到重用，只有滕文公曾经试图推行他的政治主张。

到了晚年，孟子回乡讲学，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从事著书的工作，写成了“孟子”七篇。它的篇目是：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以及尽心。由于每篇的分量很多，又分成上、下两篇，因此全书共有十四卷。孟子的言论和事迹差不多都保存在这七篇之中。

荀子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郇邑（今山西安泽）人，生于周郝王二年（公元前313年），卒于秦始皇九年（公元前235年），战国后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关于荀子的记载很少，而且颇有出入。荀子是继孔子、孟子以后最大的儒学的。他的思想记载于《荀子》一书中，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荀子曾经游历燕、齐、楚、秦赵多国，后任兰陵令（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家居兰陵至死。

在兰陵时荀子开始教书与写书，有名的韩非和李斯就是他这时候的学生，他也在这段时间完成他的代表作品－《荀子》。荀子虽是儒家之继承人，但他并没有盲目地将儒家学说全盘接收。反之，荀子将儒家学说融会贯通、加以发挥，提出了“性本恶”等影响后世深远的学说。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慎到、杨朱。作品：《道德经》、《庄子》、《黄帝四经》等。

道家

道家以“道”为核心理念而得名，最早见于西汉历史学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当初也叫道德家。从广义上来说，主要分为老庄派、黄老派、杨朱派三派，其中老庄派以大道为根、以自然为伍、以天地为师、以天性为尊，以无为为本，主张清虚自守、无为自化、万物齐同、道法自然、远离政治、逍遥自在，政治理想是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体现了“离用为体”的特点，因此成为了历代文人雅士远离残酷现实的精神家园。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列子等；黄老派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主张因俗简礼、兼容并包、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依道生法，依法治国、删繁就简、休养生息，政治理想是大一统，体现了“离体为用”的特点，成为了历次大乱之后政府治世的急救包。其代表人物是慎到、田骈、环渊等；杨朱派主张全生避害、为我贵己、重视个人生命的保存，反对他人对自己的侵夺，也反对自己对他人的侵夺，属于道家的别支，代表人物杨朱、子华子。春秋战国后，因不容于世，后湮灭不存。但其全生保性的思想被道教全盘继承。[3][4]

道家哲学不同于儒家社会哲学的进路，直接从天道运行的原理侧面切入，开展了以自然义、中性义为主的"道"的哲学。天道运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学即是解释此原理的内涵，从而得以提出一个活泼自在的世界空间。透过对此一世界运行秩序之无定限、无执着的认识，道家哲学发展出迥然不同于儒家的社会哲学，社会只是一方存在的客体，在其中生存的人们，应有其独立自存的自由性，而不受任何意识形态的束缚。[11]所以对于社会责任的态度并不先存立场，而能有更尊重人类自主性的态度与存在定位。由此道家黄老派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并提出了因循天性、顺势而为、宽刑简政、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主张，而老庄派认为现实中充满了束缚和限制，大至鲲鹏，小至蜩鸠，都需要凭借一定的外部条件才能活动，即它们都是“有所恃”的。为了摆脱所有的束缚，达到完全“无所恃”的精神自由， 就需要“齐物”“逍遥”的生活态度。另外，老庄派还提出了“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认识原理，以实现人的知识能力的解放；提出了“谦”、“弱”、“柔”、“心斋”、“坐忘”、“化蝶”等的生活功夫来面对世界，以实现人的生活心境的解放。同时，老庄派还讲究“人天合一”、“人天相应”、“ 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修之于身，其德乃真”、“虚心实腹”、“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法于阴阳，以朴应冗，以简应繁。” 等等；而杨朱派认为所有的人都一毛不拔，同时互不侵害，就可天下大治。

政治观∶老庄派追求桃花源和至德之世，主张无为自化清静自正；黄老道家追求大一统，主张因俗简礼、宽刑简政，依道生法，依法治国。两者都主张无为而治。

人生观∶黄老道家主张因循万物，身国同治，老庄派主张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代表人物：

老子

老子

据一般记载，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楚苦县历乡曲仁里（今河南省周口市鹿邑县太清宫镇）人，生卒年不详，一说生于公元前604年，谥聃。有人叫他李耳，也有人叫他老聃。老子修道德，其学主无为之说，以自隐无名为务。有很多学者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人，但是比较多人认为老子是春秋时代的人。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主张“无为而治”。

庄子

庄子名周，字子休，宋国蒙人（今河南商丘市），生卒于约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286年，据《史记》所记载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早年曾在蒙作过漆园吏，后一直隐居。他生活贫困，但淡泊名利，楚王闻其贤德，曾派使者赠以千金并请他作宰相，被他拒绝。遂终身不复仕，隐居于抱犊山中。

庄子学识渊博，交游很广，着有《庄子》一书，大旨本于《老子》，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也有自己独到见解，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

列子

列子，名寇，又名御寇（又称“圄寇”“国寇”），是战国前期的道家人物，郑国（今河南郑州新郑市）人，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列子》一书，在先秦曾有人研习过，刘向所整理之《列子》为集合公私所藏二十篇而成八篇之数，西汉时仍盛行，西晋遭永嘉之乱，渡江后始残缺。其后经由张湛搜罗整理加以补全。

《列子》又名《冲虚经》，是道家重要典籍。列御寇所著，所著年代不详，大体是春秋战国时代。该书按章节分为《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八篇，每一篇均有多个寓言故事组成，寓道于事，其余篇章皆已失散。

文子

老子的弟子，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现存作品《文子》十二篇，曾被认为是汉以后的伪书，但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所以确证是先秦著作无疑